12月24日，国锐生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锐生活”）发布澄清公告，回应香港证监会此前对其股权高度集中的关注。

  该公司公告表示，根据可得资料并经董事合理查询，确认于12月9日及公告日期，不少于25%的公司已发行股份由公众人士持有，公司能够遵守联交所上市规则规定的公众持股量要求。

  公告同时披露，此前通过场外交易配售的4.3亿股股份已于11月14日完成，涉及21名承配人，公司称这些承配人均为独立第三方。

  根据香港证监会于12月22日发布的查讯结果显示，截至12月9日，国锐生活高达91.04%的股份集中于极少数股东及相关人士手中，公众流通股份比例仅余8.96%。

  值得关注的是，国锐生活股价在短短五个多月内从0.65港元飙升至3.75港元，涨幅高达476.92%。公司的澄清与监管数据之间形成鲜明对比，市场疑虑并未消散。

  关于股权高度集中引监管关注一事，12月25日，中国房地产报记者拨打国锐生活联系方式，截至发稿，未得到回复。

  股权过密 治理失衡

  事实上，尽管国锐生活发布公告澄清公众持股达标，但香港证监会的查讯数据揭示了股权高度集中的事实。

  截至12月9日，公司两名主要股东魏纯暹与孙仲民直接或被视为持有19.53亿股，占比60.66%；另有十名股东及相关方合计持有17.02%的股份；还有4.3亿股（占13.36%）通过场外交易从大股东关联方“港锐国际”配售予21名承配人。这些股权合计占比高达91.04%，意味着公开市场流通股份不足一成。

  在此结构下，国锐生活股价半年内飙升近五倍的现象尤为引人关注。同策研究院联席院长宋红卫分析称：“股权高度集中导致市场可交易股份稀缺，少量买卖盘即可引发股价大幅波动，使得价格易被操纵，脱离基本面，中小投资者面临巨大风险。股价的异常波动往往与筹码高度集中密切相关，流动性不足的市场难以实现合理定价。”

  市场分析认为，国锐生活强调配售承配人为“独立第三方”，但细节引发追问。国锐生活通过场外交易配售的4.3亿股股份完成于11月14日，介于股价启动飙升与证监会查讯之间。部分承配人如Redemption Limited、Panacea Limited的实益拥有人高岩、丁坤等，均在公司附属公司担任董事或监事，这种身份关联使得其“独立性”备受市场质疑。

  镜鉴咨询创始人张宏伟认为：“当前物业行业估值处于历史低谷，关联开发商拖累板块表现。此时大股东通过复杂操作实现高度控盘，最合理的推测之一便是为未来低成本私有化做准备。”

  张宏伟进一步表示，“若无意维持上市公司公共性，高度集中股权后私有化退市，待业务重整后再度包装上市，可谋求更大资本利益。若该推测成立，则公司当前的澄清可能仅是过渡阶段的权宜表述。”

  筹码集中 制约失灵

  股权的高度集中直接冲击上市公司治理核心——权力制衡机制。毋庸置疑，当超过九成投票权集中于少数方，股东大会的决策可能沦为形式，中小股东制衡能力微弱。

  在宋红卫看来：“在选举董事、批准关联交易等重大决策上，中小股东难以发挥影响，权益保障存在真空。”他认为，制衡缺失可能导致决策偏向大股东利益，损害公司长期价值与小股东权益，这是治理结构的根本缺陷。

  国锐生活在公告中强调符合公众持股最低要求，但关键在于这25%的股份是否真正分散、独立且具有广泛代表性。其将大量股份配售给与子公司管理层关联的实体，即便在法律上被认定为“独立第三方”，其在商业决策上能否真正独立于大股东意志，仍是未知数。此种安排可能形成隐蔽的利益联盟，进一步削弱内部监督效力。

  张宏伟认为：“健康的上市公司应有第二、第三大股东形成适度制衡。这种平衡能防止决策偏激，避免‘一言堂’下的战略失误。国锐生活目前一家独大的局面，失去了内部纠错机制，对公司长期稳定构成隐患。”

  此外，权力过度集中可能引发决策盲点，无论是激进扩张还是保守收缩，都因缺乏异议而风险加剧。

  不可否认，流动性枯竭是股权集中的必然结果。宋红卫表示：“当可交易股份不足一成时，股票流动性急剧恶化。这不仅体现在成交量萎缩上，更意味着任何稍具规模的交易都可能引发价格剧烈波动。机构投资者难以配置，散户则面临交易困境。缺乏流动性的市场无法有效定价，资产价值被扭曲，最终损害所有市场参与者，并将公司推向边缘化境地。”

  国锐生活的案例折射出部分上市公司在股权结构上的治理顽疾。在规则边界内通过复杂操作维持形式合规，却实质削弱了上市公司的公共性与流动性。对国锐生活而言，澄清公告仅是开始，其能否构建真正分散、透明、制衡的股权与治理体系，重建市场信心，仍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