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岁的王健林，重回台前。

  11月5日，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工商登记系统完成变更，陈洪涛卸任董事长，王健林接任董事长、董事；陈洪涛保留法定代表人、董事、经理职务。

  王健林曾于2012年卸任该公司董事长，此次接任距上次已14年。陈洪涛2026年6月26日从张春远手中接任董事长，任职仅4个多月，这是该岗位年内第二次换人。

  同日，大连万达商管的财务负责人由许承宁变更为赵昊；董事名单中，张春远、何其聪、黄国斌、杜庆春等万达系人士重回董事席位，万达老员工刘铭石出任监事会主席。这不是单点换帅，而是一轮治理班子的整体重构。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置评道，职业经理人陈洪涛继续负责日常运营，创始人王健林亲自坐镇董事会，这是收缩期企业典型的“集权+分工”组合，其背后深意是为万达债务处置与战投协调提供最高层级信用背书。

  是站台，不是掌舵

  王健林回归的实际意义，首先是信用背书和决策提速，而非控制权的回收或战略方向的主导。

  王健林此次接任董事长的大连万达商管，与实际运营万达广场的珠海万达商管并非同一主体。大连万达商管仅持有珠海万达商管控股平台“大连新达盟”40%股权，另外60%控股权已在2024年3月太盟投资联合中信资本、阿布扎比投资局、穆巴达拉等机构注资约600亿元后，转移至太盟牵头的财团手中。

  太盟合伙人黄德炜担任大连新达盟及珠海万达商管两家公司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全国529座在管万达广场的实际运营主体，控股权已不在万达系手中。

  在这一框架下，王健林以创始人身份回到大连万达商管董事长席位，其功能更可能集中于收缩期的决策收束——债务展期、资产处置定价、与太盟等投资方的治理层沟通，而非重新主导广场运营。

  王健林重回董事长座位而非法定代表人，还有另一重考虑。王健林本人2026年5月已因一笔38.6亿元的连带担保债务被申请强制执行，法定代表人身份留在职业经理人身上，客观上构成了一层风险隔离。

  与此同时，太盟系“去王健林化”动作仍在继续。2026年3月，珠海万达商管全资持股的万达商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王志彬卸任法定代表人、经理，肖广瑞卸任执行董事，由太盟引入的陈琦接任董事、经理。

  三重压力

  王健林此番接任，发生在三条压力线同时收紧的时刻。

  第一条线：对赌回购的“法律终局”正在逐一落地。2021年珠海万达商管380亿元融资对赌失利后，遗留的回购义务正以仲裁和强制执行的形式兑现。

  永辉38.6亿元仲裁已于2026年5月进入强制执行并获立案，王健林承担连带担保责任。融创95亿元仲裁申请截至2026年7月“尚无新进展”。苏宁易购50.41亿元回购款仲裁虽被驳回，但另案一审已胜诉，斩获17.47亿元债权，追索并未停止。谈判展期、以资抵债、分期安排，这些动作需要有人能代表万达体系做出有约束力的承诺。

  第二条线：债务与再融资成本压力。截至2025年中，万达商管有息负债约1400亿元，一年内到期债务超过300亿元，账上现金仅约110亿元。惠誉估算其短期债务约200亿元，流动性安全边际很低，扣除资产出售回笼资金后，经营现金流仅勉强覆盖2026至2027年还本需求，进一步腾挪空间非常有限。

  惠誉2026年1月曾将万达商管长期外币发行人评级下调至“RD”，随后上调至“CC”，原因是万达将一笔2028年到期美元债的到期日延长两年，避免了最终违约。‌‌

  2026年1月，万达商管发行3.6亿美元高级有担保债券，息票率12.75%，用于置换旧债；4月又拟发行1.5亿美元债，票息12.5%，约为行业正常水平的2.5倍以上。当融资成本已经高到这种程度，任何一次发行失败或展期谈判受阻，都可能成为流动性链条上最先断裂的一环。

  第三条线：资产处置从“主动”滑向“被动”。2023年以来，万达累计出售超过80座万达广场。2025年5月打包48座万达广场、对价约500亿元卖给太盟财团，但交割进度远慢于预期。2026年10月，长城资产大连分公司公开挂牌处置以阜新、鞍山两座在营万达广场为抵押的9.45亿元债权——债权人直接把抵押物推上处置市场，意味着万达对资产处置节奏和定价的控制权正在实质性地流失。

  王健林的坐镇，对于管理班子的稳定同样很重要。

  珠海万达商管2026年初年会披露的数据是：运营团队离职率48%，广场总经理在岗不满一年的比例高达57.4%。每两个广场总经理，就有一个干不满一年。在资产持续出售、管理架构被太盟重组、考核标准转向“现金流优先”的环境里，一线招商和运营团队面对的不确定性是多重的。王健林回到台前，传递的不是“扩张要来了”，而是对内稳住529座在管广场的招商团队和商户信心。

  另一条线：轻资产的边界往哪扩

  还有一种声音认为，王健林回到董事长位子上，能直接介入的未必是资本结构层面的重新定价（这部分定价权由太盟、债权人和融资市场主导），而是在轻资产模式已经成型的结构里，为运营能力的边界扩展提供信用和治理层面的连续性。

  据市场测算，截至2025年末珠海万达商管管理的529座在营万达广场当中，超过470座产权已经不属于万达体系，自持产权仅约60座，轻资产占比接近90%。珠海万达商管2025年营收284.9亿元、净利润79.7亿元，出租率维持在97%以上。第三方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租金收入同比微降0.3%，平均租金从每平方米每月约114.38元降至112.3元，租金议价权逐步在从业主端转向承租方。

  当9成广场不再为万达贡献资产增值收益，平台收入结构也从物业租金转向管理费+收益分成，向外拓展新的运营项目成为刚需，而扩展的信用底座仍然需要有人站在最上面。

  今年以来，王健林已经持续多地走访一线，先后赴贵州、福建永春、云南大理等地考察文旅存量项目，与地方平台探讨文旅盘活、业态升级的合作机会。一系列实地对接，也被视作万达体系向外输出运营能力、寻找新经营权项目的前置动作。

  “王健林重新坐到台前，为的是给这艘仍在止血的船压舱，而不是重新起航。真正的信号不在工商登记那一栏，而在接下来几个季度的债务兑付公告里。”柏文喜表示。

  记者就本次人事调整拨打大连万达商管公开电话，但无人接听。